城市群产业分工与人口集聚研究

报告编号：EXN-A-010｜密级：内部参考 报告等级：A 级专题深度调研报告 委托单位：经纬智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北京） 二级赛道：城镇化与区域｜业务盘：人口·人才·社会引流盘 成稿日期：2026 年 7 月

摘要（TL;DR）

• 城市群已是中国经济的绝对主体空间形态：住建部数据显示，"两横三纵"格局下 19 个城市群承载全国 70% 以上人口、贡献 80% 以上 GDP；其中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市群，以 10% 国土集聚全国超 40% 人口、创造超 50% GDP。产业分工与人口集聚的底层机理，是集聚经济与规模报酬递增驱动的"中心—外围"层级结构演化。
• 中国已进入"人口负增长 + 城镇化减速"新阶段：2024 年末城镇化率 67.00%、全国人口 140828 万人、比上年减少 139 万人（2022 年减 85 万、2023 年减 208 万，连续三年负增长）。人口竞争从增量转向存量博弈，向头部城市群、向都市圈、向强省会集聚不可逆，东北与中西部资源型城市加速收缩。
• 建议企业"三层下注"区域布局：核心押注长三角、粤港澳两大成熟城市群的研发/总部/金融/数字高价值环节；战术布局成渝、长江中游及成都/武汉/长沙等强都市圈的产业转移承接机会；明确规避收缩城市与产业空心化区域。人才战略"跟着都市圈通勤圈与人口净流入方向走"。

核心发现（Key Findings）

理论层面：城市群的形成本质是集聚经济（规模经济、专业化分工、知识溢出）与运输成本、拥挤成本之间的动态平衡。克鲁格曼"中心—外围理论"、雁阵产业转移模式、人口迁移推拉理论及门槛效应，共同解释了产业与人口"先集聚、后扩散、再形成多中心层级"的空间演化规律。

国际对标：美国（波士华、五大湖、加州）走多中心、错位分工、市场主导路线；日本走"东京一极集中"路线，都市圈高度集聚伴随其他区域"过疏化"；欧洲"蓝香蕉"带展示了工业中心随成本变化东移的规律。三者对中国分别构成借鉴与警示。

中国现状：长三角一骑绝尘（2024 年 GDP 33.17 万亿元、占全国 24.7%），粤港澳高密度高外向度（2024 年超 14.5 万亿元），京津冀强中心极化但产业协同最弱（2024 年 11.5 万亿元），成渝快速追赶（2024 年 8.72 万亿元），长江中游潜力大但省际协同松散（2024 年约 12.4 万亿元）。

未来趋势：2010—2020 年 19 个城市群中核心城市（直辖市、省会、计划单列市）增长人口占城市群新增总人口的 89.4%；人口重心继续南移、向头部城市群集中；城市群内部剧烈分化，部分培育期城市群面临"城镇化动力不足"。

一、理论基础：产业分工与人口集聚的经济学机理

1. 集聚经济与规模报酬递增——城市群形成的第一性原理

城市群的本质是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集聚。空间经济学将城市定义为"生产要素的集聚中心"——城市规模越大，集聚的生产要素越多、质量越高，中心对外围的吸引力与辐射力就越强。集聚经济通常分解为三个微观机制：

• 共享（Sharing）：企业共享基础设施、专业化中间投入品供应商与公共服务，摊薄固定成本；
• 匹配（Matching）：劳动力市场规模扩大，改善企业与工人的匹配质量与效率（"厚劳动力市场"效应）；
• 学习（Learning）：人才与企业地理临近促进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加速创新（"干中学"）。

马歇尔的外部性理论、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New Economic Geography）将这些机制模型化，核心结论是：在规模报酬递增与运输成本的相互作用下，经济活动会内生地形成空间集聚。

2. 中心—外围理论（Core-Periphery Model）

克鲁格曼 1991 年提出的"中心—外围"模型是理解城市群空间结构的核心工具。其基本逻辑：当运输成本足够低、制造业规模报酬递增足够强、可流动要素份额足够大时，向心力（市场规模效应、价格指数效应）超过离心力（土地成本、拥挤、竞争），产业与人口向中心集聚，形成"制造业中心 + 农业外围"的二元结构。

标准的空间经济结构应是多层级的中心—外围结构：城市有大有小，小城市是更大城市的外围，从而形成"中心—次中心—外围"的层级体系。随着区域人口增加、中心城市拥挤成本上升，部分制造业会迁移到外围，催生新的城市节点，城市体系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这正是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化"结构的理论根基。

3. 雁阵模式与产业梯度转移

赤松要提出、小岛清发展的"雁阵模式"最初用于解释东亚国际产业转移：日本作为"头雁"→"亚洲四小龙"→东盟→中国，形成技术与产业的梯次转移。其核心是产业梯度差的存在：领先地区将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后发地区，自身升级到更高附加值环节。

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如北京、上海、深圳）保留研发、总部、金融等高附加值环节，将制造与配套环节向外围（天津、河北、苏州、东莞）梯度转移，形成"总部—基地""研发—制造"的垂直分工。但需警示：当梯度差缩小、后发地区体量巨大时，雁阵可能"失灵"，转为同质竞争（京津冀的产业同构问题即为例证）。

4. 人口迁移推拉理论与门槛效应

李（E. S. Lee）的推拉理论认为，人口迁移由迁出地"推力"（就业匮乏、收入低）、迁入地"拉力"（就业机会、高收入、公共服务）、中间障碍（距离、户籍、成本）共同决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跨区域迁移，本质是东部就业岗位"拉力"与中西部"推力"叠加的结果。

门槛效应值得决策者高度关注：人口集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倒 U 型"非线性关系——集聚初期正外部性（规模、匹配、学习）占主导；当集聚超过某一临界值，负外部性（拥挤、房价、环境）上升，离心力超过向心力，要素开始向外围扩散，推动区域从"不平衡"转向"相对平衡"。这解释了为何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人口开始回调，而外围都市圈城市承接外溢。

*图1 城市群空间演化的"集聚—扩散"理论模型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