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城市群格局重塑研究

报告编号：EXN-S-004 出品方：北京经纬智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日期：2026 年 7 月 保密级别：对外交付（客户报告 / 咨询交付物） 版本：V1.0 篇幅级别：S 级旗舰深度报告

执行摘要

一个国家的人口如何流动，产业便如何布局；产业向哪里聚集，财富与机会便向哪里重新分配。在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由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的历史关口，人口的空间再配置与产业的梯度再转移，正在共同重塑中国区域经济的底层格局。本报告以"人口流动—产业转移—城市群重构"三位一体为主线，系统梳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的演进脉络，全景呈现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以来的最新格局，深度剖析政策环境、典型案例与国际经验，并对 2030—2035 年的区域格局演变作出预判，最终形成面向企业选址、投资决策与区域战略规划的行动建议。

核心结论一：人口向城市群、都市圈、核心城市"三级集聚"已成不可逆的结构性趋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 年全国人口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东部地区人口占比十年间上升 2.15 个百分点，东北地区则下降 1.20 个百分点。到"十四五"末，19 个城市群以约四分之一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约 75% 的常住人口、创造了 83% 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集聚不仅发生在城市群之间，更发生在城市群内部——2021 至 2023 年长三角城市群年均常住人口增量高达 80.2 万人，超过第二至第七位城市群增量之和；与此同时，中原城市群年均增量为负 78 万人。人口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用脚投票。

核心结论二：产业转移正从"被动梯度外溢"转向"主动能力争夺"，承接方的制胜要素已由低成本转向创新生态与政府能力。 郑州凭借航空港与富士康承接了全球电子信息制造的产能，合肥依靠"资本招商"模式在新型显示、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上完成了从财政小市到万亿产业强市的跃迁，贵州则借"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将气候与电价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增加值。三个案例揭示：在新一轮产业转移中，单纯的土地与劳动力成本已不足以构成决定性优势，产业链配套、创新要素供给与地方政府的产业组织能力，正成为承接成败的关键变量。

核心结论三：区域分化在加剧，"收缩型城市"从个别现象演变为需要正视的区域治理命题。 东北地区人口自 2010 年即开始减少，比全国整体提早约十五年；过去十年全国人口流失的约 85% 集中在东北三省。资源枯竭型城市如鹤岗、七台河等出现了常住人口两位数下降与城市空间"空心化"。收缩不等于衰败，但收缩要求截然不同的发展逻辑——从"增量扩张"转向"存量优化"，这对以往依赖土地财政与规模扩张的地方发展模式构成根本挑战。

核心结论四：国际经验表明，城市群的最终竞争力取决于创新能级与协同治理，而非单纯的规模堆叠。 美国东北部波士华走廊以不足全国 2% 的国土面积承载约 15% 的人口，日本东京都市圈以一都三县贡献全国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产出，二者的共同点是以科技创新与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竞争力；而德国莱茵—鲁尔都市区因城市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形象，成为"规模不小、协同不足"的反面镜鉴。中国城市群在经济占比上已具备国际竞争力，但在投入产出效率、区域一体化水平与协调机制上仍有明显短板。

关键行动建议（详见第九章）：对于面向全国布局的企业与投资方，我们建议将资源优先配置于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三大高确定性增长极；关注户籍改革红利下持续净流入的"强省会"（合肥、杭州、贵阳、西安、长沙、南昌等）所蕴含的产业与消费机会；把握"东数西算"八大枢纽节点与东部强县就地城镇化的产业承接窗口；同时以"经济—人口比值""近三年常住人口增量""产业单一度"三项指标为筛子，审慎规避东北资源型城市、中西部产业基础薄弱县城的收缩风险。

风险提示：本报告识别出五类核心风险——区域发展不平衡、收缩型城市现象、产业空心化与产业链外迁、户籍与公共服务瓶颈、老龄化与人口流动叠加效应。这些风险并非均匀分布，而是在特定区域高度集中，构成决策时必须纳入的约束条件。

本执行摘要供决策层快速把握全局。技术研究人员与需要完整论证链条的读者，请继续阅读下文各章。本报告采用"结论后置"的论证逻辑，前八章以数据与案例充分铺陈，第九章集中给出趋势预判与行动路径。

第一章 · 调研背景、目标与方法

1.1 调研缘起与问题意识

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人口空间重组与城镇化进程。这一进程在过去四十余年中深刻改变了中国的经济地理：数以亿计的人口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内陆流向沿海、从中小城市流向大都市，而产业则沿着成本梯度与政策引导，在东部、中部、西部之间反复腾挪。人口与产业这两条洪流，时而同向奔涌、时而背向而行，共同雕刻出今日中国的区域格局。

然而，进入 2020 年代，几个根本性的变量正在同时发生变化，使得过去的经验规律面临重估：

其一，人口总量见顶回落。2022 年中国人口出现近六十年来首次负增长，此后连续三年下降。当"总量增长"的时代结束，人口的"空间再分配"便从"分蛋糕的同时把蛋糕做大"，变成了近乎"零和"的区域竞争——一个城市的净流入，越来越直接地意味着另一个城市的净流出。

其二，产业转移的逻辑生变。中美经贸摩擦、全球供应链"去风险"、部分制造环节向东南亚与墨西哥外迁，使得"东部升级、中西部承接"的国内单循环，叠加了"部分产能外流、部分环节回流"的国际变量。产业转移不再是单纯的国内梯度问题。

其三，城市群上升为国家战略主平台。从《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到"十四五"新型城镇化实施方案，19 个城市群被明确为承载发展要素的主要空间形态。区域竞争的基本单元，正从"城市"升级为"城市群"与"都市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理解"人口往哪里流、产业往哪里去、城市群格局如何重塑"，不再只是学术议题，而是直接关系到企业选址、投资布局与区域战略的现实决策问题。本报告即为回应这一决策需求而作。

1.2 核心调研问题

本报告围绕以下四个层层递进的核心问题展开：

问题一（厘清现状）：当前中国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呈现怎样的空间特征？哪些区域在集聚、哪些在流失？集聚与流失背后的驱动机制是什么？

问题二（把握格局）：19 个国家级城市群、五大重点城市群、若干核心都市圈之间，人口与产业的竞争格局如何？各自的优势、短板与发展潜力怎样？

问题三（寻找机遇）：在人口与产业双重再配置的过程中，蕴藏着哪些区域发展机遇与产业布局机会？哪些是高确定性的增长极，哪些是需要规避的收缩风险？

问题四（支撑决策）：面向 2030—2035 年，中国城市群格局将如何演变？企业、投资方、政策制定者应当如何据此调整战略？

1.3 调研范围界定

空间范围：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研究对象，覆盖 19 个国家级城市群规划范围，重点分析长三角、珠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山东半岛七大城市群；同时纳入美国、日本、欧洲的代表性城市群作为国际对比参照。

时间范围：采用"全时间轴"视角。历史演进部分上溯至 1980 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现状分析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2020）及 2024—2025 年最新统计数据为基准；趋势预测展望至 2030—2035 年。

内容范围：以"人口流动—产业转移—城市群重构"三者的互动关系为核心，兼顾政策、商业、技术、市场四维视角，覆盖宏观（全国趋势）、中观（城市群对比）、微观（典型案例）三个颗粒度层次。

1.4 调研方法说明

本报告综合运用以下研究方法：

文献与数据分析法：系统梳理国家统计局历次人口普查公报、年度统计公报，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部门的政策文件与规划文本，以及权威研究机构的公开报告，构建量化分析的数据基础。

比较研究法：一是横向比较——对不同城市群、都市圈在人口、经济、产业、治理等维度上的表现进行对比；二是国际比较——将中国城市群与美国、日本、欧洲的成熟城市群进行经验对照。

案例研究法：选取郑州富士康、合肥新型显示、贵州大数据三个具有代表性的产业转移承接案例，进行深度解剖，以微观印证宏观。

定性与定量结合：以数据支撑观点、以案例佐证结论，力求在严谨的量化分析与深入的机制阐释之间取得平衡。

数据口径说明：区域人口与经济数据涉及多个统计口径（如城市群边界的不同界定、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差异、不同机构测算方法的差异），本报告在引用时尽量标注来源机构与时间，并对存在口径分歧的关键数据作出提示。读者在使用具体数字时，请留意其口径与年份。

第二章 · 历史演进：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的四十年脉络

理解今天的区域格局，必须回到历史的纵深处。中国当代的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在制度变迁、政策调控与市场力量的反复博弈中，经历了数个清晰可辨的阶段。本章沿着"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两条主线，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的演进脉络，为后续分析提供历史坐标。

2.1 人口流动的四个历史阶段

#### 2.1.1 松动与起步期（1978—1991）：从"离土不离乡"到民工潮初现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实行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人口的城乡流动被行政力量牢牢锁定。农村剩余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城乡之间几乎是两个隔绝的世界。

转折发生在 1984 年。这一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允许农民自筹资金、自理口粮进入城镇务工经商，第一次从制度层面为农民进城打开了一道口子。这一政策被视为中国农民工进城历史的起点。此后，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成为这一时期人口流动的典型形态——农村劳动力就地转向非农产业，但尚未大规模跨区域流动。

真正的转折点是 1992 年。随着邓小平南方谈话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粮票制度逐步取消，人口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障碍进一步松动，激发了大范围的民工潮。此后连续多年，每年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数量超过 2000 万人，浩浩荡荡的"打工大军"开始从中西部农村涌向东部沿海的工厂。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人口流动并非一帆风顺。1989 至 1991 年的治理整顿期间，为缓解城市就业压力，大量农民工被清退返乡，1990 年前后的就业限制达到阶段性峰值。这段插曲预示了此后数十年间，农民工政策将在"放开"与"限制"之间反复摆动。

#### 2.1.2 规模扩张与有序管控期（1992—2000）：证件管理下的洪流

进入 1990 年代中后期，随着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的高速发展，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急剧膨胀，民工潮进入规模扩张期。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南下珠三角、东进长三角，"孔雀东南飞"成为这一时代的鲜明写照。

面对汹涌的人口流动，政府的应对策略是"有序化管理"。1995 年，国务院转发相关部门《关于加强流动人口就业证和暂住证制度》的文件，各地开始以就业证、暂住证、特定工种限制等手段，对农民工的跨区域流动进行调控。这一时期的制度安排，本质上反映了城市在"需要廉价劳动力"与"担忧人口过快涌入"之间的矛盾心态——既要用工，又要设限。

学界将这一时期及此后数十年农民工政策的演变，概括为"放开—助推—限制—补偿—淘汰"的循环模式（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改革开放40年来农民工政策的范式转变》）。政策的钟摆，始终围绕城市工商业的用工需求与城市管理的承载压力之间摆动。

#### 2.1.3 高峰与制度反思期（2001—2013）：从"盲流"到"新市民"的观念转变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拉动这一时期人口大流动的关键引擎。外向型制造业的爆发式增长，将中国推向"世界工厂"的地位，也将人口流动推向历史高峰。到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全国流动人口已达 2.21 亿人。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变化，是社会观念与政策取向的深刻转变。农民工从早期被贴上"盲流"标签的边缘群体，逐渐被重新认识为城市建设不可或缺的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新市民"等概念开始进入政策话语。2003 年孙志刚事件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标志着对流动人口权益保护的觉醒。此后，取消农业与非农业户口区分、推进居住证制度、保障随迁子女受教育权利等一系列改革陆续启动。

人口流动的方向也在这一时期悄然变化。虽然东部沿海仍是主要目的地，但随着中西部经济的发展和沿海用工成本的上升，"民工回流""就地就近就业"的苗头开始显现，为下一阶段的转变埋下伏笔。

#### 2.1.4 分化与再集聚期（2014 年至今）：户籍改革与"用脚投票"的时代

2014 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节点。这一年，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差别化落户政策，并首次提出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这标志着延续半个多世纪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进入实质性改革阶段。

与此同时，人口流动进入前所未有的"分化与再集聚"时期。一方面，人口继续向东部沿海、向城市群、向核心城市集聚；另一方面，人口开始在城市之间剧烈分化——强者恒强的核心城市持续净流入，而部分中小城市、资源型城市、东北地区城市则陷入净流出。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详见第三章）以铁一般的事实，勾勒出这幅"几家欢喜几家愁"的分化图景。

这一时期人口流动最深刻的特征，是市场力量对空间配置的主导作用愈发凸显。当制度性障碍逐步拆除，人口便更加纯粹地"用脚投票"——流向就业机会更多、收入水平更高、公共服务更好、发展前景更佳的地方。而这些"更好的地方"，高度集中于少数几个头部城市群与核心都市圈。

*图2-1 中国流动人口规模历史演变折线图（1982—2024）*

2.2 户籍制度：理解人口流动的制度枢纽

在中国的语境下，人口流动从来不是纯粹的市场现象，而是深深嵌入户籍制度这一独特的制度框架之中。户籍不仅是一纸户口，更是绑定了教育、医疗、社保、住房等一系列公共服务与社会权利的"制度锚点"。因此，户籍制度的每一次松动，都会释放出被压抑的人口流动能量。

从历史演进看，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大致经历了从"严格管控"到"逐步松绑"再到"以人为本"的三段式演变。1958 年《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严格的城乡二元户籍管理；改革开放后逐步松动；2014 年进入实质性改革；到 2024 年，随着城区常住人口 300 万以下城市落户限制基本取消、300 万至 500 万城市落户条件全面放宽，户籍对人口流动的束缚已大幅削弱（户籍改革的最新进展详见第五章）。

然而，户籍制度的改革远未完成。一个核心的遗留问题是"两率差"——即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2020 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3.89%，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 45.4%，两者相差约 18 个百分点。这意味着有近 2.6 亿人虽然常住在城镇、被统计为城镇人口，却未能获得城镇户籍，无法平等享有当地的公共服务。这个庞大的"半城市化"群体，构成了理解中国人口流动的关键背景，也是新型城镇化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对象。

2.3 产业转移：从"雁阵模式"到"腾笼换鸟"

如果说人口流动是"人往高处走"，那么产业转移则遵循着另一套逻辑——"水往低处流"，即产业沿着成本梯度，从高成本地区向低成本地区转移。中国的产业转移，既受制于国际产业分工的大格局，也被国内的区域政策深刻塑造。

#### 2.3.1 国际梯度：雁阵模式中的中国位置

从全球视野看，制造业的转移遵循着经典的"雁阵模式"——即产业沿着"欧美→日本→亚洲四小龙→中国→东南亚"的路径，梯次转移。在这个雁阵中，中国曾经是承接发达经济体产业转移的"后雁"，凭借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与低廉的成本，用二十余年时间成长为"世界工厂"。

而进入 2010 年代后，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环保要求提高、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自身也开始扮演"领头雁"的部分角色——一方面向内陆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另一方面部分劳动密集型环节开始向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外溢。这种"双向转移"的格局，构成了当前中国产业转移的独特复杂性（产业链外迁的风险详见第八章）。

#### 2.3.2 国内梯度：从东部沿海到中西部承接

在国内层面，产业转移的主线是"东部产业升级、中西部承接转移"。改革开放后，凭借区位、政策与开放的先发优势，东部沿海率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形成了以珠三角、长三角为核心的世界级制造业基地。

进入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随着东部土地、劳动力、环境成本的攀升，劳动密集型与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中西部转移。这一进程被"腾笼换鸟"战略所引导和加速。"腾笼换鸟"的双转移战略由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于 2008 年 5 月正式提出，同月以《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决定》的文件形式落地，广东承诺未来五年投入 500 亿元用于调整产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其核心思路是：把珠三角相对落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腾"出去，转移到粤东西北与内陆地区，同时把先进生产力"换"进来，为珠三角的产业升级腾出空间。

"腾笼换鸟"战略后来上升为全国性的产业转移政策语汇。2014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相关论述中提出，"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必须"先立后破"，强调产业升级不能盲目求快、留下产业空档。近年来，学界与实务界在实践中进一步提出"先换鸟后腾笼"的改良思路——即先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再淘汰落后产能，以避免转型过程中的"青黄不接"（中共江苏省委新闻网，2024）。这一细微的表述演变，折射出中国对产业转移规律认识的不断深化：产业升级是一个精细的、有序的、需要防范风险的系统工程，而非简单的"腾笼"与"换鸟"。

*图2-2 中国产业转移的双重梯度示意图*

2.4 本章小结：历史给今天的三点启示

回望四十余年的演进脉络，有三点启示对理解今天的格局至关重要。

其一，人口流动与产业转移始终相互牵引，但并非总是同向。 早期"人随产业走"——农民工追逐东部工厂的就业机会；而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产业随人走"甚至"人随家乡的产业回流"的现象。理解二者的耦合与错位，是把握区域格局的关键。

其二，制度是塑造中国人口与产业空间格局的独特变量。 户籍制度、区域政策、产业规划等制度力量，深刻地干预了纯市场逻辑下的空间配置。任何脱离制度背景的区域分析，都是不完整的。

其三，集聚是长期趋势，但集聚的对象在变化。 从早期向东部沿海的省域集聚，到今天向城市群、都市圈、核心城市的多尺度集聚，集聚的空间单元越来越精细。这为下一章的现状分析提供了历史逻辑的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