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气企业转型新能源：资产复用、能力迁移与战略路径研究

报告编号：OGF-S-003　|　赛道：OG-F 新能源与能源转型 · 综合能源系统　|　级别：S 级旗舰报告

出品方：北京经纬智汇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报告日期：2026 年 6 月 保密级别：对外交付（客户报告 / 咨询交付物） 版本：V1.0 研究范围：全球视野（国际对比 + 全球趋势），重点聚焦中国本土路径

执行摘要

全球油气工业正经历其一百六十余年历史中最深刻的一次身份重构。当"碳"从一种被无偿排放的副产品转变为一种被定价、被约束、被审计的负债，油气企业赖以生存的资产负债表逻辑被彻底改写。本报告以"油气企业转型新能源"为核心命题，系统回答三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油气企业为什么要转型、凭什么能转型、以及沿着什么路径转型最为稳健。报告的核心方法论建立在两个相互咬合的概念之上——资产复用（Asset Reuse）与能力迁移（Capability Migration）。前者关注油气企业手中数以百万计的废弃井、数十万公里的管网、数千座海上平台及广袤矿区土地这些"沉没资产"能否被低成本激活为新能源基础设施；后者关注油气企业历经百年锤炼的钻完井、固井、油藏评价、海洋工程、高温高压作业与大型 EPC 等核心工程能力，能否被平滑迁移至地热、增强型地热系统、氢能、海上风电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新兴赛道。报告认为，正是这两条主线，构成了油气企业区别于纯新能源企业的、真正不可替代的转型护城河。

本研究最重要的一个全局性判断是：全球油气企业的转型在 2023 至 2025 年间出现了显著的战略分化与方向性转折，呈现"欧美收缩、中国逆势加速"的鲜明格局。 以英国石油公司为代表的欧洲油气巨头，在经历了 2020 年前后的激进净零承诺之后，于 2025 年集体进行战略回调。英国石油公司在 2025 年 2 月的"战略重置"中，将其低碳转型业务的年度投资大幅削减至每年十五至二十亿美元的区间，较此前的指引水平每年降低超过五十亿美元，同时将油气业务投资重新提升至每年约一百亿美元，并上调了 2030 年的油气产量目标。与此同时，埃克森美孚、雪佛龙等美国油气企业则自始至终选择了一条不涉足风光发电、专注于碳捕集与低碳氢等"减碳技术"的稳健路线。然而，就在欧美油气巨头集体踩下刹车的同一时期，中国的"三桶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却在国家"双碳"目标与国家能源局指令性政策的双重驱动下逆势加速，将新能源业务从边缘的"点缀"提升为与油气主业并行的战略支柱。这一全球性的分化，不仅是不同企业风险偏好的差异，更深刻折射出市场化转型与政策驱动型转型两种制度逻辑的本质区别，是本报告贯穿始终的分析底色。

本研究的第二个核心判断聚焦于转型路径的优劣排序：在油气企业可选的四类转型战略框架中，"技术延伸"与"综合能源服务"路径的稳健性与竞争力，显著优于"资产替换"这一最为彻底但风险也最高的路径。 这一判断的最有力佐证，来自丹麦的沃旭能源。作为全球油气企业彻底转型的标杆，沃旭能源的前身是丹麦国家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它于 2017 年果断出售全部上游油气业务，并最终成长为全球最大的海上风电运营商。然而正是这家"转型最彻底"的企业，在 2023 至 2025 年间遭遇了海上风电行业的系统性危机，累计计提了数百亿丹麦克朗的资产减值，净利润由盈转亏，资本回报率一度跌至负值，并于 2025 年被迫启动了规模约九十四亿美元的巨额配股以自救，股价较历史峰值跌去约四分之三。沃旭的困境与英国石油的回调相互印证，共同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转型的成败，时机的选择与资本的纪律，比转型的决心本身更为关键。对于油气企业而言，与其重资产持有不具备制造端比较优势的风光资产，不如深度发挥其地下工程与海洋工程的能力迁移优势，在碳捕集、地热与增强型地热、海上风电基础工程、地下储氢等赛道上做"技术服务商"与"基础设施运营商"。

本研究的第三个核心判断关乎资产复用的现实经济性：存量油气资产的低成本复用，是油气企业转型中最具确定性、回报最清晰的一类机会。 研究发现，将废弃油气井改造为地热利用设施，可以节省地热项目中占比通常超过一半的钻井成本；将旧有天然气管道改造为输氢管道，其成本大约仅为新建纯氢管道的一半；而依托丹麦北海的研究，将退役海上平台复用为新能源枢纽的方案，相比直接退役方案可节省高达七成的成本并减少八成以上的碳排放。在技术能力迁移方面，最成功的范例当属增强型地热系统，它几乎是对页岩革命中水平钻井与水力压裂技术的直接移植，使得以费尔沃能源为代表的新锐企业将单井钻井时间缩短了约七成。这些数据共同表明，油气企业的转型并非要在一片空白上从零开始，而是要在既有的物理资产与工程能力之上做"延长线"与"再利用"，这正是其相较于纯新能源企业最深的护城河。

基于以上分析，本报告在结尾部分为中国油气企业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套结论后置、强决策导向的行动建议体系，其核心可凝练为五条战略主张：其一，优先押注"技术延伸"而非"资产替换"，当新能源业务的资本回报率持续低于油气主业两个百分点以上时，应果断转向轻资产的技术服务与工程总承包模式；其二，以五成以上的成本节约为临界点，系统性抓住废弃井、管网、退役平台的资产复用窗口；其三，将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确立为油气企业最为契合、先发优势最为明显的核心赛道；其四，绿氢业务应稳扎稳打、以炼化自用消纳为主，在其平准化成本降至约每千克二点五美元之前避免盲目铺设加氢网络；其五，善用国有体制在国家信用与政策性消纳上的独特优势，对冲转型的早期风险。报告同时给出了触发战略再调整的四项量化基准，以期为企业在高度不确定的转型周期中提供清晰的决策锚点。

01 · 调研背景与目标

1.1 调研缘起与问题意识

人类能源系统的每一次重大跃迁，都伴随着主导能源企业的剧烈洗牌。从十九世纪的煤炭巨头到二十世纪的石油七姐妹，能源主导权的更替从未温情脉脉。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三个十年，一场以"碳"为核心约束的能源转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全球能源格局。在这场转型中，油气企业处于一个极为微妙而又充满张力的位置：它们既是化石能源时代的既得利益者与碳排放的主要责任方，承受着来自政策、资本市场与公众舆论的多重脱碳压力；同时它们又掌握着全球最雄厚的资本、最精密的地下与海洋工程能力，以及最庞大的能源基础设施网络，理论上具备成为新能源时代核心建设力量的潜质。这种"被转型的压力"与"主动转型的潜力"之间的巨大张力，构成了本次调研最根本的问题意识。

对于中国的油气企业而言，这一命题的紧迫性尤为突出。一方面，中国已向世界作出了 2030 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作为国民经济命脉的国有油气企业，必然要在这一国家战略中承担起远超普通市场主体的责任与示范作用。另一方面，中国油气企业的转型又面临着与欧美同行截然不同的约束条件与禀赋结构：它们是政策指令的执行者而非纯粹的市场博弈者，它们拥有欧美同行难以企及的大型工程总承包能力与国家信用背书，但同时又在风光制造等高度市场化的环节缺乏比较优势，且面临着国内新能源市场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照搬欧洲巨头的激进路线或美国巨头的保守路线，都可能导致战略误判。中国油气企业亟需一套基于自身禀赋、立足资产复用与能力迁移、并充分汲取全球转型经验教训的差异化路径。

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的驱动下，本报告试图超越"要不要转型"这一已无悬念的表层讨论，深入到"如何转型才能既履行责任又创造价值"的实质性层面。报告尤其关注那些容易被宏大叙事所忽略的工程细节与经济性临界点——一口废弃井究竟在什么条件下值得改造为地热井，一段天然气管道究竟以何种成本可以输送氢气，一座退役平台究竟能否成为海上风电的运维基地——因为正是这些微观的技术经济判断，最终决定了转型在资产负债表上是创造价值还是毁灭价值。

需要在调研之初便建立的一个重要认知框架是：油气企业的转型，本质上是一场跨越数十年的长周期博弈，而非一蹴而就的方向切换。能源系统的惯性极大，化石能源在全球能源结构中的主导地位，是过去一个多世纪持续投资所形成的，其退场也必然是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在这一长周期中，油气需求不会线性下降，而会呈现出阶段性的波动甚至反弹，转型的政策与市场环境也会随着技术、地缘、经济周期的变化而起伏。2020 年欧洲巨头的激进承诺与 2025 年的集体回调，恰恰印证了转型并非一条单调上升的直线，而是一条充满反复与调整的曲折路径。这一认知框架对中国油气企业的启示在于，转型战略的制定必须具备长周期的视野与穿越周期的定力，既不能因短期油价高企而否定转型的长期必然性，也不能因短期的政策热度而忽视转型的经济性约束，而应当在坚定长期方向的同时，保持应对短期波动的战略弹性。这正是本报告反复强调"资本纪律"与"量化基准"的深层用意所在。

1.2 核心调研问题

本报告围绕以下五个层层递进的核心问题展开系统研究。第一，全球油气企业转型新能源经历了怎样的历史演进，其背后的驱动机制与近期的战略转折应如何理解？第二，全球主要油气企业——包括欧洲系、美国系、中东系以及中国的三桶油——分别选择了怎样的转型战略，其成效与教训如何对标？第三，油气企业手中的存量资产，包括废弃井、管网、海上平台与矿区土地，在新能源场景下具有怎样的复用可行性与经济性？第四，油气企业的核心工程技术能力，能否以及如何迁移至地热、增强型地热、氢能、海上风电与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新兴赛道？第五，综合上述分析，中国油气企业应当选择怎样的转型路径、商业模式与战略节奏，才能在履行国家责任的同时实现可持续的价值创造？

1.3 调研范围界定

在地域范围上，本报告采取全球视野，以欧美及中东主要国际油气公司为对标参照系，但研究的落脚点与重心始终放在中国本土的转型路径上。在行业与场景范围上，本报告聚焦油气行业向新能源领域的跨界转型，所涉新能源细分方向涵盖地热与增强型地热系统、绿氢制储输用、海上与陆上风电、光伏、长时储能以及碳捕集利用与封存等。在时间视角上，本报告采取全时间轴的梳理方式，向前追溯油气企业转型的历史演进脉络，立足当下剖析转型的现状与战略分化，向后展望未来十二至三十六个月乃至更长周期的趋势判断。在研究颗粒度上，本报告坚持宏观、中观、微观多层次结合，既有对全球能源转型大格局与政策环境的宏观把握，也有对各细分赛道产业链与竞争格局的中观分析，更有对具体企业、具体项目、具体技术经济参数的微观解析。

1.4 调研方法说明

本报告综合运用了多源信息交叉验证的研究方法。在信息来源上，报告以国际能源署、彭博新能源财经、伍德麦肯兹等权威机构的研究报告，各主要油气公司的官方年报、可持续发展报告与能源转型计划，以及中国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等部门的政策文件为第一优先级信源；以石油工程师协会论文、国际可再生能源署报告、麦肯锡与波士顿咨询等专业咨询机构报告为第二优先级信源；以路透社、彭博社、金融时报等财经媒体及行业垂直媒体的报道为补充信源。在分析方法上，报告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以数据支撑观点、以案例佐证结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鉴于本报告主题涉及大量预测性数据与口径不一的统计信息，报告在正文中对关键数据均尽可能注明其性质，并在附录中专门设置数据可靠性分级，将所引用的核心统计区分为已核实、待核实与估算三类，以确保结论的审慎性与可追溯性。

02 · 全球油气企业转型新能源的历史演进与驱动机制

2.1 四阶段演进：从"漂绿"到"理性回调"

要理解当下油气企业转型的复杂图景，必须将其置于一个更长的历史纵深中考察。纵观过去三十余年，全球油气企业的新能源转型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特征鲜明的阶段，每一阶段的转型动机、力度与策略都呈现出显著的代际差异。

第一阶段是 1990 年代至 2010 年代的"试探性多元化与声誉投资"阶段。 这一时期，气候变化议题刚刚进入主流政治视野，油气企业对新能源的涉足更多是一种试探性的、以维护企业声誉为主要目的的边缘性投资。其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是英国石油公司在 2000 年将其品牌重新定位为"超越石油"，并启用了象征太阳的绿黄相间的太阳花标志。然而，这一时期油气企业在新能源上的实际投入规模有限，且多数项目在油价高企、油气主业利润丰厚的诱惑下浅尝辄止甚至中途退出，因而后来常被批评为"漂绿"。这一阶段转型的本质，是在不触动油气主业核心地位的前提下进行的姿态性布局，新能源被视为公关工具而非真正的业务支柱。

回顾这一阶段，油气企业之所以未能真正推进转型，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外部环境尚不具备倒逼转型的硬约束。一方面，气候政策尚处于起步阶段，碳排放几乎是零成本的，企业缺乏脱碳的经济动力；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的成本居高不下，光伏与风电的度电成本远高于化石能源，新能源投资在纯商业逻辑下难以成立。在这样的环境下，油气企业的新能源布局注定只能停留在声誉投资的层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阶段也并非全无价值——正是在这一时期，部分油气企业开始接触可再生能源技术、积累相关经验，为日后更深层次的转型埋下了伏笔。然而，当油价在随后的岁月里重回高位时，多数油气企业又迅速将资源收回到利润丰厚的油气主业，其新能源布局也随之偃旗息鼓，这种随油价起伏而摇摆的转型态度，成为了这一阶段最鲜明的特征，也为日后的转型反复埋下了路径依赖的种子。

第二阶段是 2015 年《巴黎协定》签署后的"战略宣示"阶段。 2015 年达成的《巴黎协定》首次以国际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了将全球升温控制在工业化前水平以上远低于二摄氏度、并努力限制在一点五摄氏度以内的温控目标，这一目标对化石能源的长期需求前景构成了根本性约束。受此驱动，油气企业开始将新能源从公关层面提升至战略层面，纷纷发布中长期的低碳发展愿景与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这一阶段的转型仍以"宣示"为主，实际的资本配置尚未发生根本性转向，但企业的战略话语体系已经开始系统性地纳入能源转型的框架。

第三阶段是 2020 年前后的"激进净零承诺"阶段。 这是油气企业转型力度最大、雄心最为高远的一个时期。在欧盟 2019 年《绿色新政》的政策推动、机构投资者日益强大的撤资压力以及新冠疫情期间油价短暂暴跌引发的行业反思等多重因素叠加下，欧洲油气巨头集体作出了到 2050 年实现净零排放的承诺。其中，英国石油公司在 2020 年的承诺最为激进，提出到 2030 年将其油气产量削减四成，并大规模投资风光等可再生能源。这一阶段的标志性外部冲击，是国际能源署于 2021 年 5 月发布的《2050 净零排放路线图》，该报告明确提出，在通往净零的路径上不应再有新的油气田开发项目，这一论断对油气企业的传统商业模式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正面挑战，也将油气企业的战略焦虑推向了顶峰。

第四阶段是 2023 至 2025 年的"理性收缩与战略回调"阶段。 这是本报告高度关注的、标志着转型逻辑发生方向性转折的关键时期。2022 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引发了全球油气供应紧张与价格飙升，油气主业利润创下历史新高，与此同时利率持续走高推升了资本密集型可再生项目的融资成本，海上风电等新能源业务的实际回报又普遍不及预期。在这一系列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曾经激进的欧洲油气巨头开始集体回调其转型战略，重新将资本配置向高回报的油气主业倾斜。英国石油公司 2025 年 2 月的战略重置，正是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事件。这一阶段的转型逻辑，从此前的"为转型而转型"转向了"以回报为标尺"的资本纪律导向，标志着油气企业的新能源转型进入了一个更为务实、也更为分化的新时期。

*图 2-1：全球油气企业新能源转型四阶段演进示意图*

2.2 驱动机制的三重演变

油气企业转型的驱动力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经历了从"软约束"到"硬约束"、从"声誉驱动"到"经济驱动"的深刻演变。理解这一驱动机制的演变，是把握转型规律的关键。

第一重驱动是政策与碳定价的硬约束。 在转型的早期，气候政策对油气企业更多是一种道义上的呼吁与软性的引导。但随着碳定价机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与收紧，碳从一种被无偿排放的副产品，逐渐转变为一种被明码标价的经营负债。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碳价在 2023 年一度突破每吨八十欧元，这意味着高碳排放的油气资产将持续承受真实的财务成本侵蚀。更具深远影响的是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的推出，它将碳成本的约束从生产环节延伸至贸易环节，迫使包括油气产品在内的高碳进口商品也必须为其隐含碳排放付费。碳定价机制的成熟，使得脱碳从一个道德选择转变为一个直接关乎成本竞争力的经济选择。

第二重驱动是资本市场的撤资压力与可持续信息披露要求。 进入 2020 年代，全球大型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与资产管理巨头，在环境、社会与治理理念的推动下，对高碳资产的态度日趋审慎，部分激进的机构甚至公开宣布从化石能源企业撤资。与此同时，国际可持续准则理事会发布的可持续披露准则，要求企业系统性地披露其面临的气候相关风险与转型计划，这使得油气企业的碳排放与资产搁浅风险被前所未有地暴露在资本市场的审视之下。资本的趋利避害，构成了推动油气企业转型的一股强大的市场化力量。

第三重驱动是可再生能源平准化成本的持续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吸引力。 在转型的早期，可再生能源由于成本高昂，对油气企业而言更像是一种需要补贴的"负担"。但随着过去十余年间光伏、陆上风电等技术的平准化度电成本断崖式下降，可再生能源在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成为成本最低的新增电源。这一经济性的根本性逆转，使得可再生能源从一种道义负担转变为一种潜在的商业机会，吸引油气企业出于真实的盈利预期而非单纯的合规压力进入这一领域。然而，正是这第三重驱动力的不稳定性——当利率上升、供应链涨价侵蚀了可再生项目的回报时——成为了 2023 年后欧洲巨头战略回调的直接导火索，这一点将在后续章节中详细剖析。

2.3 碳定价的全球分化与转型敏感性

在三重驱动机制中，碳定价机制因其直接作用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而具有独特的分析价值。深入考察全球碳价的分化格局及其对油气企业转型决策的敏感性影响，有助于理解为何不同地区的油气企业会作出迥异的转型选择。

全球碳价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分化格局。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作为全球最成熟、价格最高的碳市场，其碳价在 2023 年一度突破每吨八十欧元的高位，此后大体维持在每吨六十至八十欧元的区间运行，这一高昂的碳价对欧洲高碳排放主体形成了强有力的脱碳倒逼，也是欧洲油气企业转型动力最为强劲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中国全国碳市场的碳价水平仍处于相对低位，每吨在百元人民币上下波动，折合美元仅为欧盟碳价的零头，这意味着碳定价对中国油气企业的直接成本约束尚不显著，中国油气企业转型的主导驱动力更多来自政策的指令性要求而非碳价的成本压力。其他主要碳市场如韩国碳市场的碳价水平则更低。这一碳价的全球分化，深刻塑造了不同地区油气企业转型的成本逻辑与紧迫程度。

从转型敏感性的角度看，碳价水平对油气企业转型决策的影响存在明显的非线性特征。当碳价处于较低水平时，其对企业减碳投资的激励作用有限，企业更多基于政策合规或声誉考量而非纯粹的经济计算进行转型投入；而当碳价突破某一临界阈值时，减碳投资的经济性便会显著改善，企业的转型动力将由政策驱动转向经济驱动。对中国而言，随着全国碳市场的逐步扩容与碳价的稳步上升，碳定价对油气企业转型的驱动作用有望从目前的次要因素逐步上升为重要因素，尤其是当碳价升至能够覆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成本的临界水平时，将极大地激发油气企业在碳封存领域的投资热情。这一碳价上升的趋势，是中国油气企业制定中长期转型战略时必须纳入考量的关键变量。

综合来看，油气企业转型的驱动机制呈现出从外部压力向内部经济逻辑收敛的总体趋势。早期的转型主要由声誉与合规等外部软约束驱动，而当下的转型则越来越多地服从于资本回报这一内部硬逻辑。这一驱动机制的演变，恰恰解释了为何在政策目标依然高悬的情况下，欧美油气企业却会在 2023 年后集体踩下转型的刹车——因为当经济逻辑与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作为上市公司的它们最终选择了服从前者。而这也反衬出中国三桶油转型的独特之处：在政策的强力驱动下，它们的转型在相当程度上超越了纯粹的短期回报计算，呈现出迥异于欧美同行的逻辑。值得强调的是，这种政策驱动并不意味着中国油气企业可以无视经济性——恰恰相反，正因为缺少了碳价这一市场化的成本约束信号，中国油气企业更需要在内部建立起严格的项目经济性评估机制，以替代碳价所本应发挥的资源配置筛选功能，避免转型投资沦为不计回报的政策性投入。这一点构成了本报告后续战略建议的重要逻辑起点。